波涛

当一个人以组织形态作恶的时候，他多半是感受不到邪恶的。就像纳粹分子阿道夫·艾克曼，作为个人他从始至终都没有亲手杀害过任何一名犹太人，但作为纳粹党卫军专门负责犹太人的办公室boss，他不仅是迫害犹太人的一环，甚至是迫害犹太人运动的最高执行者。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组织内的成员很难跳出组织视角，因此这些成员往往对制度性伤害从而不闻。清华大学政治学的刘瑜教授将这种行为称为“不假思索”，甚至认为他们是在刻意避免思考。假装看不到以及对组织行为的高度容忍，这些都是组织内成员自我安慰的最佳工具。

正因如此，我们才会看到疫情期间某些大白尽管做了一些涉嫌违法的行为，但他们从始至终都认为自己没错，甚至会觉得自己才是对的。必要的防疫措施不能掩盖违法犯罪的事实，当街殴打他人的时候，这些人真的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如此不堪吗？我看不见得。1个多月前的海珠区，防疫人员将两位女士捆住手脚后跪在马路上，这个行为所引发的社会震惊足以定罪，但最后的处理结果居然是双方取得谅解。

一时之间，“取得谅解”仿佛成了灵丹妙药。这四个字的潜台词还是“虽然我犯罪了，但是你也不要揪着我这点不放”。我们也似乎习惯了这种平庸的邪恶，尽管自己不是其中的一员，我们也依然充耳不闻，视若无睹。

人们为什么会抛开自我的良心呢？大抵还是源自于组织形成时期的权利分配。刘瑜在其《比较政治学》的讲述里，将其划分为三个部分，简而言之就是吓住、唬住和撑住。“吓住”依靠暴力，对抗组织没有好结果，只有人们恐惧于组织的强大，组织中的成员才能感受到权利的滋味。“唬住”依靠权力分配，再邪恶的事情，将其足够细分后也不会觉得邪恶，比如我只负责检查核酸结果，其他我不管，这种我只是负责某个部分的行为，冲淡了其对于事情的整体观看，正因如此，面对突发疾病需要紧急就医的人，这个成员也可以堂而皇之地将其拦住并要其先去做核酸。“撑住”靠意识形态，一方面通过意识形态将组织意志深入每个成员中，“防疫大局”这四个字称为金字招牌，只要拿出来别人就不会说什么；另一方面通过意识形态给予成员高度的荣誉感，你是在为社会做贡献，他图啥啊，还不是为了大伙。

这样构建的组织相当稳固，甚至牢不可破，直到大厦将倾。

与组织的邪恶比，个人的无辜也许会让成员感到委屈，但组织功成身退，成员该承担的责任，必然会收到社会大众的检视与惩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