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1-12 14:13:37, 修改于2021-01-12 15:08:56
從意義上看，無國界醫生從70年代開始的嘗試可被視為一種反抗式的人道主義(rebellious humanitarianism)。它抵制了政治話語中畏縮的一套無聲邏輯，將其參與度調整到政權的力量，並轉向另一次嘗試。無國界醫生包括Rony Brauman在內的幾位領袖都已經察覺到，針對緊急情況(emergency)的救援——即僅僅保障人的存活，已經不能直面苦難本身。Brauman的一句話或許能更好地詮釋這種立場的轉變——人不是為了經受苦難而存在的(human as a beingwhois not madetosuffer)。這種轉變在社會實踐和道德風險意識發展形態上都可圈可點。
無國界醫生開始著眼於危機(crisis)。這場危機不同於日常意義上的“緊急情況”，指的是將不正常的緊急情況逐漸轉變為涉及更多處於危險中的人類群體的正常事件，比如局部疫情。
從1980年代開端，雖然無國界大夫彼時范圍依然很小，還在創建運轉的標准，但它已經試圖打破既有的緊急救援框架，開始介入比如在烏幹達的昏睡病這一地方流行病。昏睡病是一種由昆蟲介導的傳染病，但由於錐蟲只有在一定條件下才能存活和傳播，其感染范圍是有限的。以是昏睡病在1990年代開端成為處所流行病，首要感染人群多為貧窮的烏幹達人民。而由於昏睡病的藥物進行利潤水平不高，藥商並無實際生產發展意願，這就造成了貧民有病無醫的悲慘生活狀況。自1990年代以來，醫師無國界協會一直致力於為當地昏睡病患者提供醫療服務，並試圖建立一個以人道主義為導向的藥品生產系統。這使無國界醫生擺脫了作為急救者的角色，不再需要與當地社區和地方政府進行相對長期的接觸和合作。在這一嘗試中，無國界醫生比當地軟弱無能的政府表現出更多的主動性。在實踐的嘗試中，無國界醫生也不是在做阻止死亡、延續生命的英雄，而是去致力於減少那些本可避免的死亡，也就是學者Peter Redfield指出的，人的生命不該白白葬送於那些愚蠢的事情上、本可避免的人禍中。
讓無國界醫生能夠踏出這更為篤定中國一步的是其思想和自我職業道德發展定位的轉變。Redfield的研究指出，無國界醫生傳承的是冷戰後的兩條思想線索，一條是薩特(Jean-Paul Satre)式的政治的思想對抗，另一條就是加繆(Albert Camus)強調行動和見證並行的普通人的道德責任感。除了提供醫療服務，艾伯特 · 加繆的醫生，在《瘟疫》中描述的，保留了他們觀察的連續記錄，保持了目睹災難的普通人的道德觀。這種在政治災難中保持道德注視的立場和帶有薩特視角的公共參與態度讓無國界醫生的道德發展在面對暴行時與紅十字會分道揚鑣，繼而提出了一個重要的社會角色——見證人(témoignage / witness)。
1995年，無國界醫生在法國Chantilly召開會議時，再次討論關於見證人的原則。他們知道作為一名醫生，並不能單方面結束戰爭和暴行，但如果不能帶來可見的，事實上的改變，也不意味著完全的沉默。選擇見證，意味著一個人先“在場”，關心社會災難中所有人的命運，願意在提供醫療救助的同時傾聽、理解、記錄這些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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