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寧病房裡的青年志願者：面對死亡，跨越自我 - TypingMe
安寧病房裡的青年志願者：面對死亡，跨越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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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6-15 10:33:46
安寧病房裡的青年志願者：面對死亡，跨越自我
2021-04-12 07:36:12.0安寧病房裡的青年志願者：面對死亡，跨越自我病房,死亡,海醫,培訓手冊,死刑29583熱點薈萃/enpproperty-->　　95後女孩陳知遇是北京海淀醫院安寧病房的一名志願者，在這裡，有兩件事讓她印象深刻：　　一對恩愛的老夫婦，其中一位在疫情期間生瞭病，老伴無法探望。終於等到病情好轉，兩位老人見面的第一句話是，“我好愛你啊”。　　一對母女，關系曾經鬧得很僵。母親病重彌留之際，女兒來到醫院。心理師們用瞭很多辦法想解開母女倆的心結，但還沒來得及完成，母親就離世瞭。母親會有遺憾嗎？再也無從知曉。　　陳知遇已在海淀醫院安寧病房（簡稱“海醫安寧”）服務瞭兩年，盡管隻有兩間病房，6張病床，可志願者們的服務常常不限於此。他們每次來，為病人們洗頭、理發、做芳香按摩，陪伴情況較好的老人下棋、聊天，為處於生命末期的患者帶來慰藉。　　青年志願者給重癥病人帶來的感受完全不同，“每當年輕的志願者一出現，老人的眼睛馬上就亮瞭”。志願者負責人張薇說，我感覺身邊的年輕人好像比年長的人對死亡話題更感興趣，年長的人可能還有點“抗拒”，但年輕人更願意深入探討。也許人生經驗並不會決定對問題的認識程度，這段經歷可能會影響年輕人的人生規劃，修復和父母的關系，讓他們更註重生命質量，思考為什麼活著。　　安寧緩和醫療（Palliative Care）的理念是，生死兩相安——逝者，可以沒有遺憾地離開，讓生命帶著尊嚴謝幕；生者，可以沒有愧疚地繼續生活。作為年輕的志願者，他們在這裡體驗到瞭什麼？　　為瞭不同的目的，他們來到這裡　　世界衛生組織對安寧緩和醫療的定義，是“通過積極解除疼痛和其他身體、心理社會和靈性的困擾，來預防和緩解危重患者及其傢屬面對死亡的痛苦，改善其生活質量的臨床學科”。由醫生、護士、志願者、社工、理療師及心理師等人員組成的多學科團隊服務，為患者提供身體、心理、社會、靈性等方面的支持。　　在北京海淀醫院，安寧病房成立4年來，逐漸建立瞭一個安寧志願者團隊。團隊負責人張薇介紹，志願者目前已經招募瞭6次，將近300人，有四五十人十分穩定，每期服務都能參加，這其中有接近一半的年輕人，都是90後，00後。　　高二時候，陳知遇在一本小說雜志上第一次看到“臨終關懷”這個詞，這究竟是一種什麼工作？在長春上大學時，她就曾主動尋找能做志願者的機會，“可能因為每個人都有一個心結。”陳知遇說。　　念初三時，她最好的朋友跳樓自殺。“太突然瞭，那時候我年紀小，完全不知道該怎麼面對。父母當時也沒意識到好友去世會對一個青春期的孩子有什麼影響。甚至直到她已經火化瞭，我都以為隻是暫時聯系不上她……這件事讓我對死亡有瞭很深的恐懼，此後一年多時間裡，我都聽不得死亡這兩個字。”　　2019年春天，陳知遇來北京工作。在正式入職的前一天，她先去瞭海淀醫院，參加安寧志願者的加入儀式，經過培訓，終於實現心願。　　張婧一今年剛滿20歲，原本應該在美國一所大學念哲學，因為疫情，隻能留在北京傢中遠程上網課。疫情讓張婧一開始對醫療感興趣，也看瞭一些關於臨終關懷的書，正好看到海醫安寧招募志願者，決定加盟。從去年夏天開始，張婧一有瞭個固定日程，主要是給病人洗頭、理發，陪他們聊天。　　在沒有成為志願者之前，王健男就已是一個對臨終關懷情況的觀察者。作為中國人民大學社工系的博士研究生，從2018年8月開始，他專註研究這個課題，他去過北京的松堂醫院、首鋼醫院和上海的社區醫院。2018年11月，王健男在海淀醫院成為一名有學科背景的志願者。　　“醫院在中關村，附近有很多大學、互聯網公司，志願者中的年輕人普遍擁有較高的知識水平。”張薇說，“他們的一個共同特點是，都對精神生活有很高的需求，想去探索生命的奧義、瞭解生命的內在，然後去支持自己未來的生命。”　　如何與病人“聊天”是最大的困難　　在海醫安寧，志願服務並沒有長篇大論的“培訓手冊”，但每次在服務開始前，志願者們都需要朗讀“行為規范”。他們的服務規則包括，不要詢問病情，這容易引起病人心情不好；不要聊太多自己的事，更多是傾聽他人；不要承諾，比如說“下周再來陪您”，萬一病人在這段時間離去，別讓他臨走時還惦記著你的承諾……　　張薇說，最重要的是志願者要“放下自己對任何人的評價標準”，“進到那個房間，看到那個病人的一切，你就要以生命的需求為服務方向”。　　沒開始服務之前，張婧一有點緊張，“那是個什麼樣的環境，會不會很淒涼？我到底能為他們做點什麼？”但真的走進瞭病房，她發現這裡很平靜，“培訓老師說，如果在接觸病人的時候感覺不舒服，隨時可以退出”。　　最初，張婧一總是躲在資深志願者身後，慢慢地，她開始主動自我介紹，用語言或肢體動作建立交流，“直到現在也是不斷學習的過程”。　　在病房，不可避免地會談到治療方案等話題，張婧一說，最重要的是不用質疑或責備的口氣去詢問，而是用同理心去共情他們所處的環境，“更多的是傾聽，很多時候他們願意說，你就把話接下去”。　　陳知遇的第一次服務在2019年5月，那一天正好是母親節，她要給病人洗頭，雖然有過詳細的培訓，但真要上手瞭，她還是很緊張：“我的天呀！我能做好嗎？”當然，洗頭、理發這些具體事總是可以熟能生巧，跟病人“聊天”才是更大的困難。　　“2019年夏天，我接觸過一個高級知識分子老奶奶，阿爾茲海默癥很嚴重，她以為現在還是抗戰時期。”別的志願者能拉著老奶奶的手說話，而陳知遇隻會站在一旁，尷尬地笑著。　　一個病人爺爺徹底改變瞭她。那天，病房裡有兩位爺爺同時提出要理發，陳知遇和其他人先給右邊的爺爺理，忙碌中，她忽然發現左邊的爺爺伸出手一直指向她，說不瞭話，卻一動不動地指著她，“我嚇壞瞭，以為我說瞭什麼惹他生氣瞭”。　　老師蹲下來安撫瞭這位老人，才一點點猜出瞭他的意思——原來，老人想表達的是，他見過陳知遇，就讓陳知遇給他理吧！“這件事讓我好像沖破瞭一個封印！優質的志願服務不在於你理發多麼專業，而是給他們一種熟悉感、安全感，我實在沒必要那麼緊張。”　　兩年過去瞭，如今陳知遇已是一名“資深”志願者，簡單的洗頭理發不成問題。“作為志願者，我也要找準自己的定位，用自己感覺最舒服的狀態，讓病人更輕松。”陳知遇最喜歡做的事是向病床上的每一個病人微笑，盡管戴著口罩，但她知道，他們看到瞭自己彎彎的笑眼。　　遺憾是永遠存在的　　和普通志願者不同，王健男所在的服務團隊由心理師和社工組成，參與醫生和護士的臨床工作。他們看上去主要是陪病人或者傢屬聊天，通過這種方式，與他們建立信任關系，發現病人在生命末期的具體訴求，比如傢庭關系的處理、後事的安排。很多時候，病人無法主動開啟這個話題，志願者為他們架起一座溝通的橋。　　“不能強迫，不能‘你覺得’他需要，就一定要讓他完成，而是在他覺得有需要的時候，我們來協助他完成。如果打著‘幫助’的旗號來‘做好事’，‘好事’很可能成為病人和傢屬的負擔。”王健男說。　　有一位老人覺得自己的人生已經沒有意義，隻會給子女帶來負擔。“我們通過社會工作的方法，讓他和子女一起做瞭一本回顧人生的時光相冊。時光相冊有著多重意義：一方面是讓老人回顧一生，看到生命的意義；另一方面，這本實體冊子留給傢屬，老人離世後，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他們的悲傷。”王健男介紹。　　幾位病人給志願者留下瞭深刻印象：有位老奶奶之前對人很友好，但臨近末期，身體已經處於“譫妄”的狀態，誰都無法接近她，這讓張婧一看到瞭“生命的流逝”。　　王健男回憶，去年，病房來瞭一個病情發展特別快的病人，他有一種“命運對自己不公”的憤懣，對前來照顧的醫生護士、志願者惡語相向。“這讓每個人都有挫敗感，心裡不好受。”王健男說，“他入院沒多久就去世瞭，但去世前，他對我們說‘謝謝’。”　　一位隻有三十多歲的女病人，孩子還小，事業正處於上升期，卻被判瞭“死刑”。她和王健男聊得最多的還是孩子，媽媽要離開瞭，能為孩子做些什麼？“一開始我們想瞭各種各樣的方式，拍照片、錄視頻、寫信……但後來她體力太差瞭，就沒有再嘗試。”王健男說，“太遺憾瞭，但遺憾永遠存在。”　　死亡真的來到我身邊時，我知道自己要往哪個方向去　　“其實父母和我，都會對安寧志願者存有一點疑問，覺得會不會是一個充滿創傷的服務工作？擔心我沒有足夠強大的心態來目睹和面對死亡。但我去瞭之後發現，並沒有想象中的創傷，有難受的時候，但更多是互相支持。”張婧一說，每次做完志願服務，大傢都會分享交流，甚至花一個小時來反思自己做的事。　　中學時代，張婧一身邊就有很多同學對生死的話題感興趣，“可能有青少年的存在主義危機，想去探索生命的意義”。當她突然意識到自己會死，親人也會死，一度陷入恐懼，又不知如何解決，於是想從文學、哲學、宗教作品中尋找答案。“一代又一代文學傢、哲學傢都在試圖打破恐懼，但答案仍然悲觀——沒有人可以永生。”　　成為安寧志願者後，她換瞭一個角度面對死亡：如果人無法永生，那在死亡之前，有什麼“最優活法”？“我們能做什麼”？　　“我曾經以為做志願者是幫助別人、助人為樂，但從在海醫安寧參加培訓的那天起，我覺得自己才是真正受益的那一個。”張婧一說，“作為學生，我們接觸的大多是同齡人，對死亡的經歷很少，沒有足夠的經驗來支撐我們的討論。而現在志願者們分享的是實實在在的現實。”　　有一次，張婧一拉著朋友到海醫安寧參加“死亡咖啡館”的活動。這是一個沒有議程、結論或導向的小組活動，參與者討論有關死亡的一切。　　溝通，是張婧一從志願服務中學到的最重要事項，“過去我總覺得每個人都是孤獨的，現在我發現通過某種溝通，大傢可以慢慢相互瞭解。溝通讓很多事情變得容易”。　　張薇說，對志願者而言，最大的困難是他們在服務中可能會遭遇富有挑戰性的生命狀態，可能會“擊中”自己某些過往的經歷。所以每次服務結束，志願者們都進行分享，療愈曾經的創痛，讓生命更有力量。　　“每個病人都是獨特的，每個志願者也是獨特的。”張薇說，有些志願者和父母關系也存在問題，但在這裡，他服務瞭很多父母，也見到瞭很多兒女，當他對雙方都有瞭解後，可能有助於他與父母和解——這是活生生的生命給予的教育。”　　王健男說，人和人的差異很大，臨終前的願望很難歸納，“但這些願望往往是與人的關系相關的，人們在生命的最後階段，都渴望與親近的人在一起”。　　有位志願者告訴王健男，自從參與這個工作，對死亡不再那麼恐懼瞭，王健男也漸漸反思自己，開始定期給父母打電話，主動關心他們，“這就是當下應該做的事情，而不是一定要等到什麼時候”。　　陳知遇一開始並沒有讓父母知道自己在做安寧志願者，長期以來，她與父母存在溝通障礙，一年回不瞭幾次傢，隔閡越來越深。　　“身邊的很多朋友雖然跟父母常聯系，但很少有深度溝通，通電話隻是說最近在忙什麼，寥寥幾句就結束，真正想表達的，卻不知道怎麼開口，然後積攢成瞭一個個小小的心結。”陳知遇說，“如果我對和爸媽改善關系仍有期待，如果我還有機會能做點什麼，就應該去做。”　　2020年的國慶連著中秋，陳知遇回傢過瞭一個長假。她硬著頭皮拉著爸媽出去喝瞭一頓酒，把多年想說的話都說瞭出來，還告訴瞭爸媽，自己在做志願者，爸媽表示瞭一定的理解和接納。“對傢庭關系的改善，可能是我在海醫安寧獲得的最大收益。”　　今年2月開始，她決定每隔三天，一定要和爸媽聯系一次，看是否能改變什麼，“其實你不是不愛爸媽，爸媽也不是不愛你，隻是沒對上頻道”。　　去年，陳知遇的姥爺被診斷出肺癌，今年過年回傢，她發現原本精神好、牙口也好的姥爺已經瘦脫瞭相。“我該怎麼辦？”陳知遇腦子裡想起瞭自己做志願者的那些事，心中有瞭答案，“多陪伴姥爺，哪怕和他一起看電視”。“做志願者最大的收獲是，當死亡真的來到我身邊時，我知道自己要往哪個方向去”。（記者 蔣肖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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